共情腐蚀产生于人把其他人当作了物品，这个洞见至少可以追溯到马丁·布伯（Martin Buber，图2）。布伯是一位奥地利哲学家，当1933年希特勒掌权，他也辞去了法兰克福大学的教授席位。布伯写过一本名著，题为《我与你》。他在书中对比了两种存在模式，一种是“我-你”模式（你和另一个人产生联系，为的就是这联系本身），另一种是“我-它”模式（你和一个人或一件物品产生联系，为的是利用对方达到某个目的）。他主张用这后一种模式来对待别人是对人的贬低。

一旦共情关闭，我们就完全处于“我”的模式了。在这种状态下，我们只和物品产生联系，即使和人产生联系也只把对方当作物品。其实大多数人偶尔都会这么做。我们也许专注自己的工作，完全忘了办公室外面还有个无家可归的人。无论这种状态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我们身在其中时都见不到“你”——至少见不到一个有着不同想法和感受的你。把其他人当作物品对待，是对另一个人所做的最糟糕的事情之一，因为你忽略了他的主观体验、他的想法和感受。

当一个人全神贯注地追求自身的关切，他很可能就会丧失共情。这时，他最好的状态也不过是沉溺在自己的世界里，他的行为不会对其他人产生什么负面的影响。他之所以陷入这种形态，或许是因为经历了好几年的怨恨和伤害（这常常是冲突造成的），又或者是因为比较持久的神经病学方面的原因。（有趣的是，在这个一心追求自身目标的过程中，人或许反而会做出一些好事，比如帮助别人之类。但就算他的行为是正面的、有价值的、宝贵的，只要他当时专心致志不想其他，就仍然可以定义为丧失了共情。）

拥有共情就意味着能够准确地理解其他人的处境，能为他人“设身处地”。它也意味着你能在无法调和的目标之间找到出路，避免出现死结。共情使对方感到自己的价值，让他们觉得自己的想法和感受有人倾听、有人认可、受人尊重。共情能使你交到亲密的朋友，也助你维持这份友谊。共情能让你看清对方可能的意图，从而避免错误的理解或沟通。它还能防止你冒犯别人，因为你会预先考虑，同一件事，会在不同于你的另一个心灵中引起怎样的体验。有时你自认为你的行为或语言只是为了逗趣、无意伤害别人，但这并不表示别人也有同感。虽然本书主要关注的是共情不足的负面影响，但我们也很有必要记住普通水平（甚至超人一等）的共情能够带来的好处。

有的科学家在寻找共情基因的时候，把目光集中在了影响神经递质血清素的那些基因上。之前就有研究者提出，攻击行为和突触中的血清素过多有关。如果增加血清素受体的活动、使它们将突触[1]中的血清素清除，攻击行为就会减弱。282有一种基因就参与了血清素（还有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和肾上腺素等神经递质）的清理，称为MAOA（单胺氧化酶A）基因。

下面就要说到有趣的部分了：这个基因有几种形式。其中的一种称为“MAOA-L”，因为一种关键的酶MAOA在携带MAOA-L基因的人体内产量很低（Low）。另一种形式称为“MAOA-H”，因为同一种酶在携带MAOA-H基因的人体内产量较高（High）。MAOA的浓度越低，各种神经递质在突触中的浓度就越高。因此，携带MAOA-H的人自然攻击性较弱。而携带MAOA-L的人在武士文化群落中比例很高（比如新西兰的毛利人）。为此，这种基因也得到了一个具有争议的别名：“武士基因”（warrior gene）。你可能已经料到，这种基因是和多种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比如阿夫沙格姆·卡斯皮就和同事发现，同样是受到虐待，携带MAOA-L的儿童比携带MAOA-H的儿童更容易出现反社会行为。283，284

动物研究也佐证了这个观点：删除了MAOA基因的雄性小鼠会表现出更多攻击行为。在人类中，一个MAOA基因发生变异的荷兰家庭中的男性成员也表现出了很强的攻击性。神经影像也显示，MAOA-L携带者的杏仁核和前扣带（共情回路中的两个关键区域）都小于常人。这个版本基因的携带者在匹配面部表情时，他们的杏仁核活动变多，前扣带活动变少。285，286

情绪识别的基因

我们知道，至少有3个基因会影响人脑对情绪性表情的反应，我们也已经明白，情绪识别是共情的一个关键环节。你携带的是哪个版本的血清素转运基因（SLC6A4），会影响你的杏仁核如何对恐惧的面部表情做出反应（但不是所有研究都支持这个观点）。287，288对其他相似的神经递质（如多巴胺）的水平起调节作用的基因也会影响杏仁核对恐惧表情的反应。289-291别忘了杏仁核正是共情回路中的一个关键脑区。另外还有一个精氨酸加压素受体1A基因（AVPR1A），之前已经发现和自闭症有关，它也会影响杏仁核对流露出恐惧或愤怒的面孔的反应。292

第三个基因是我们在自家实验室里发现的，我来跟你们讲讲这个故事。许多研究表明，人在看见快乐的面孔时都会高兴。就像我们喜欢观看食物或者美景，快乐的面孔也使人愉悦。这一点在婴儿身上已经有所体现，普通的8周左右的婴儿在看见快乐的面孔时就会微笑，这称为“社会性微笑”。我们还知道，当人在体验使人愉悦的事物时，有两个关键脑区会激活，它们是纹状体和黑质。293，294因此当我们看见快乐的面孔时，这两个脑区就自然就会激活了。295

比斯马德夫·查克拉巴蒂想看看有没有基因可能影响你的纹状体对这些快乐面孔的反应强度，因为我们都知道，人在喜欢观看别人这一点上是有个体差异的。于是他选择了一个已知的基因，大麻素受体基因1（CNR1），它参与了我们对奖赏的反应。这个基因在纹状体中有强烈表达，而纹状体正是脑中的一个奖赏系统。[2]大麻素受体基因1以药物大麻得名，因为它制造的蛋白质受体是大麻在脑中的主要目标。大麻素受体上的个体差异会影响到一个人对大麻的愉悦程度。（有人抽了一支大麻却全无反应，还有人抽了觉得快乐，也有人抽了觉得难受。）我们让被试躺进脑扫描仪里，取了他们的口腔拭子，从中提取他们的DNA，这是为了验证比斯马的一个简洁的观点：当你观看别人的快乐面孔时，CNR1的差异会影响你纹状体的活跃程度。不出所料，这个预测得到了确认。

这三个基因提供了非常清晰的例子，证明基因组成的确能改变你的脑对别人情绪的反应。295，296影响我们情绪识别的很可能还有别的基因，但这三个已经足以说明，至少共情的这个方面（情绪识别）是受到基因影响的。

我们还可以跳出人类的局限，去看看其他动物是不是也有一些共情的先兆、哪怕只是较为简单的形式。如果共情有部分遗传性，它们就应该也有共情，因为一种特质只要是演化产生的，它的过渡形式就会普遍存在于动物界中。埃默里大学的灵长类学家弗朗斯·德瓦尔主张人类并不是唯一能产生共情的物种，不过他也承认，人类的共情已经演化到了很高的境界，是其他动物身上都看不到的。312在他看来，动物的许多行为中都可以见到共情的雏形。首先，有些猴子和其他动物会和群体中的其他成员分享食物。要是它们绝对自私，又何必这么做呢？

你可以说，这种表面上的利他行为实际都是由基因的关联性（genetic relatedness）驱动的——你帮助的只是同一个群体的成员，他们可能是你的表亲、和你共有一些基因，你帮了他们，说到底还是在保护你自身基因的副本，这些副本的主人能够生存繁殖，就会保存你们共有的基因了。但是在埃默里大学最近的一项实验中，研究者给了僧帽猴两种选择：要么只给它一个食物，要么在给它食物的同时也给另一只猴子食物，结果显示，僧帽猴只要认识另外那只猴子，就会选择和对方一起获得食物。这说明分享食物的行为并不局限于同一个猴群中基因相近的成员，它似乎也延伸到了相互熟悉的同类之间（见图10）。313

图10 僧帽猴正在分享食物

还有两项令人瞩目的早期研究显示，如果一只大鼠懂得了推动一根杆子就能把另一只悬挂的大鼠放到地上，它就会推动那根杆子。316这可是大鼠，我们向来以为缺乏共情的动物！西北大学的灵长类学家朱尔斯·马瑟曼和同事在1964年对我们的近亲恒河猴做了研究，结果发现，那些学会了拉一根链子获得食物的恒河猴，在得知这个动作还会使一个同类遭受电击之后，就不愿再拉链子了。看来它们不愿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同类的痛苦上。317由此可见，有人会相信包括猿猴在内的其他动物都有一定的共情，也是很有道理的。

不过其他物种的共情毕竟是有限的。黑猩猩会发动“致命的地盘战争”扩大领地，在这些战争中，大的黑猩猩群体会“派遣巡逻队，有策略地杀死对手”，然后移居到新的领地上去。318，319这样的“残酷行为”在人类之外的物种中是相当常见的。再举一个例子：在人类当中，就算是学步的婴儿也会用食指指向物体，以引起另一个人的注意，然而这个指向的动作却没有在其他物种身上出现。别的动物也无法实施可信的诈骗，这说明它们虽然可以响应另一只动物的情绪，却终究无法体会对方的想法。320

另一个惊人的例子是青腹绿猴，母猴在游过涨水的稻田、前往干燥的陆地时会让幼猴扒在自己毛茸茸的肚子上。虽然涉水时每只母猴的脑袋都在水面之上，但它们却意识不到自己孩子的脑袋还在水底，当母猴安全抵达稻田的另一头时，猴宝宝常常已经不幸淹死了。这生动地显示了猴子未必能站在另一只动物的角度上思考，这样的后果是严重的，比如会降低它们自身基因的存活率。可见，无论我们在别的物种身上发现（或自以为发现）了怎样共情的闪光，它们和人类呈现的共情境界都有着本质的差异。

多亏有了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fMRI），科学家得以用清晰的图像显示在共情中起到关键作用的脑区。目前在神经科学界形成的公论认为，至少有10个相互关联的脑区参与了共情（以后或许还会发现新的）。19它们在图4中都有显示，接下来我就简单介绍一下。这些脑区的名字在第一次读到时或许会显得奇怪，但是在稍微熟悉之后，它们就会变成老朋友了！为揭示共情回路中的不同部分，研究者运用神经影像技术（neuroimaging）开展了一些富于想象的实验。

内侧前额叶皮层MPFC

共情回路中的第一个区域是内侧前额叶皮层（medial prefrontal cortex，MPFC），研究者认为它是社会信息的处理枢纽，在比较自己和别人的观点时起到重要作用。20-22 MPFC分为背内侧前额叶皮层（dMPFC）和腹内侧前额叶皮层（vMPFC）。dMPFC的功能是推测别人的想法和感受（有人把这称作“元表征”），20, 23它也参与我们对自身想法和感受的思考。21, 24相比之下，vMPFC更多是在反省自己的内心时发挥作用，不太用来推测别人。富有才华的迈克·隆巴尔多曾是我的博士生，他根据自己和别人的研究，提出vMPFC可能也在自我觉知中扮演关键角色。

菲尼亚斯·盖奇（1823-1860）是神经心理学领域最著名的病例之一，他也在无意间为vMPFC参与共情回路的理论添加了一条新证据。菲尼亚斯是一名从事铁路建造的工头，在一次事故中他被铁棒扎穿脑子，人却活了下来。这次事故的主要结果不是对他身体的伤害（在事故之后他又活了12年），而是令他失去了共情。[8]事情是这样发生的：1848年9月13日，25岁的菲尼亚斯正在为美国佛蒙特州的一段铁路爆破岩石。他的任务是加入火药，连接引线，并用一根铁棒将火药填进一个洞里。谁料到火药提前爆炸，铁棒迸出，射穿了他的侧脸（经左眼后方，由颅骨穿出）。令人称奇的是，他在送往医院的途中还在推车上坐了起来，意识清醒，也能够说话。但是在之后的几年里，旁人却在菲尼亚斯身上注意到了一个重大变化：他在事故发生前是一个彬彬有礼的人，现在却变得幼稚、不敬而粗俗，他的嘴里脏话连篇，在社交场合也不知道自制。他已经丧失了共情。[9]一百多年之后，神经科学家汉娜·达马西奥和同事得到了保存下来的他的颅骨，利用现代的神经影像技术，算出那根铁棒一定破坏了他的vMPFC。31，32，34，35在后面我们将会看到，共情较弱的人，他们共情回路中的vMPFC和其他区域是多么地不活跃。但现在我们还是来绘出这条回路中的其他部分。

眶额皮层OFC

与vMPFC重叠的是有时称作“眶额皮层”（orbital frontal cortex, OFC）的脑区。1994年，我和同事霍华德·林首次证明了OFC是共情回路的一部分。我们发现，当被试判断一张列表上的哪些单词是描述心灵的功能时，他们的OFC就变得特别活跃。36这张列表中的单词包括“认为”“假装”和“相信”，也包括“跳跃”“行走”和“进食”。后来我又和同事瓦莱丽·斯通发现，OFC受损的病人很难判断什么行为算是失礼，这说明他们的共情出了问题。37OFC受损还会使病人丧失社会判断能力，并在社交中对自己不加约束。此外，当普通人看见针头扎进一只正常（没有经过麻醉）的手，他们的OFC就会激活，说明共情回路的这个部分参与了对某件事是否会引起痛苦的判断。38

岛盖部FO

与OFC相连的是岛盖部（frontal operculum, FO），它既是共情回路、也是语言回路的一部分，因为它的一部分参与了语言的表达。这个区域受损，伤者就很难产生流利的语言（这也叫“布罗卡失语症”，患者能理解别人说出的句子，却无法用完整的句子表达自己）。FO和共情发生的联系来自这样一个观点：猴脑中也有一个和FO对应的区域，其功能就包括编码其他动物的意图和目标。39也就是说，当一只猴子（它的脑子放进了一个深部电极）见到另一只猴子伸手去拿一件物品时，它FO区域的细胞电活动就会增强，而当这只猴子自己伸手去拿一件物品时，相同细胞的电活动也会增强。

额下回IFG

FO的下面是一个更大的区域，叫“额下回”（inferior frontal gyrus，IFG）。这个区域受损会使人难以识别情绪。33我还有过一个才华横溢的博士生，名叫比斯马德夫·查克拉巴蒂，他先让被试填写EQ量表，再让他们躺在脑扫描仪里观看快乐的面部表情。图5就是他们观看的一部分面孔。比斯马预感到IFG在这个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这也确实是一个很好验证的假说。为了验证它，比斯马使用fMRI扫描仪，在不同的脑区和它们相应的4种“基本”情绪（快乐、悲伤、愤怒和厌恶）之间建立了联系。

我在看见这些人脸时总会不由微笑，因为左上方正是我的女儿凯特，当时她还只有9岁。（她负责的是做出快乐的表情，其他三位就很难说是快乐的了。）比斯马发现，厌恶主要在前脑岛（anterior Insula, AI）处理，快乐主要在腹侧纹状体（ventral striatum）处理，愤怒在辅助运动区（supplementary motor cortex），而悲伤分散在好几个区域，包括下丘脑（hypothalamus）。40，41他接着又研究了脑中是否有一个区域始终和EQ量表的结果相关，无论被试观看的是哪一种情绪的面孔。IFG正符合这个要求。你的共情越强，你在观看这些带有情绪的面孔时，IFG就越是活跃

尾侧前扣带皮层cACC/MCC和前脑岛AI

进入皮层的更深处，我们发现了尾侧前扣带皮层（caudal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cACC），又称为“中扣带皮层”（middle cingulate cortex, MCC）。cACC/MCC也参与了共情的产生，因为它是所谓“疼痛网格”（pain matrix）的一部分。这个脑区不仅在你自己感受疼痛时激活，也会在你观看别人感受疼痛时激活。42接着就要说到前脑岛了，它参与了自我觉知的身体方面，而自我觉知本来就和共情有着紧密的联系。43使用fMRI，苏黎世的神经科学家塔尼亚·辛格和同事发现，当一个人的手受到疼痛刺激、或者当他的伴侣受到这样的刺激时，他的AI和cACC/MCC都会激活，无论经受疼痛的是你自己还是你的爱人。44芝加哥大学的神经科学家让·德赛蒂和同事也发现，如果你看到某人的手被夹在了门里，你的AI和cACC/MCC也会激活。45激活的程度取决于你把自己想象成那个人的程度。46AI还会在你尝到难吃的味道、或者看到别人露出难吃的表情时激活，这再次显示了脑的这个部分会让你设身处地地体会另一个人的情绪状态。47

塔尼亚·辛格还从另一个方向观察了人脑：她让被试判断另一个人是否在博弈中做到了公平。结果发现，当被试看到自己喜欢的、在他们看来也公平博弈的人遭受痛苦时，无论男女都会激活cACC/MCC和AI。有趣的是，平均而言，当男性看见他们认为没有公平博弈的或他们不喜欢的人遭受痛苦时，他们共情回路的这个部分的活动要低于女性。48在男性的眼里，有些人是潜在的竞争者，有些是举止不当的人，还有一些即使维持交往也无益于自己的既有利益，对于这些人的痛苦，男性似乎比较容易关闭共情。cACC/MCC和AI也明显和一系列情绪的体验及识别有关，包括快乐、厌恶（disgust）和痛苦。44，47，49-51这两个区域的损伤会妨碍伤者对这些情绪的识别。由于上面这些原因，cACC/MCC和AI成为了共情回路中的关键部分。

颞顶联合区TPJ

研究发现，颞顶联合区（temporoparietal junction, TPJ）的右半边（RTPJ）也对共情起到了关键作用，尤其是在判断他人意图和信念的时候。52这个脑区和共情的识别部分关系较大，这个部分有时也称为“心智理论”（theory of mind）。当我们推测别人的想法时，运用的就是自己的心智理论。TPJ受损不仅会使人难以判断他人的意图，还会造成灵魂出窍体验（out-of-body experiences），53而对RTPJ的刺激会引出一种古怪而让人脊背发凉的感觉，使你在独处时也觉得身边仿佛有人似的。54这些反常现象显示RTPJ参与了对自我和对他人的审视，虽然RTPJ可能也承担了与社交无关的功能（例如注意的转移）。55，56

颞上沟STS

与RTPJ相邻的是后颞上沟（posterior superior temporal sulcus, pSTS），许多年前就有人把它和共情回路联系在一起了，因为有动物研究显示，当动物在监视别的动物眼光的方向时，它们的STS细胞会做出反应。57而在人的身上，STS受损也会使人无法判断别人观看的方向。58当我们注视另一个人的眼睛时，显然不仅是为了确定他的观看对象，也是为了揣摩他们对于观看对象的感受。59STS还参与了对生物运动（生物自行发起的一类有生运动）的观察。60

杏仁核

共情回路中的最后一个区域（在许多方面都是至关重要的部分）是杏仁核（amygdala），它位于皮层下方的边缘系统（limbic system）之中。它参与的是情绪的学习和调控。78，79纽约大学的神经科学家约瑟夫·勒杜曾经广泛研究我们是如何学会惧怕某些事物的，最后他把杏仁核放在了“情绪脑”的中心位置。80，[13]（对杏仁核的痴迷和对音乐的喜爱促使他成立了一支名叫“类杏仁核”[Amygdaloids]的乐队！）[14]我有幸在约瑟夫2009年访问剑桥时和他见了一面。关于杏仁核在共情系统中的作用，一条关键的证据来自我和他在1999年开展的一项研究。我们让被试躺在fMRI扫描仪内，要他们观看别人眼睛的图片，然后判断这些人的情绪和精神状态。他们的一个脑区明显激活了，那就是杏仁核。83另一条指出杏仁核是共情回路的组成部分的证据来自一个著名的神经病人，她以名字首字母缩写SM为人所知。SM的两侧杏仁核都受了特定的损伤（我们的两侧半球都各有一个杏仁核）。她虽然智力很高，却面临一个重大障碍，就是无法识别别人的脸上的恐惧情绪。84这个识别恐惧表情的障碍和眼睛有关：眼睛是在别人脸上认出恐惧的关键因素。SM的杏仁核受伤，妨害了她与人对视（eye contact）的能力，这就是她很难认出恐惧表情的原因了。85我们能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当我们指导她注意别人的双眼之后，她就又能在别人的脸上读出恐惧了。86SM的例子提醒我们，杏仁核在引导我们观看人的眼睛这件事上是多么关键，正是由于它的引导，我们才理解别人的想法和情绪。

即使一种特质或行为只是部分由基因决定，我们也能从一对对双胞胎中看出端倪。关键的做法是在同卵双胞胎和异卵双胞胎之间对比。如果待考察的特质或行为在同卵和异卵双胞胎之间没有太大不同，那我们就只好承认基因在行为塑造中起的作用很少或者没有，因为从遗传上说，同卵双胞胎和异卵双胞胎是很不一样的：同卵双胞胎就像克隆（他们在遗传上完全相同，彼此共有100%的基因），而异卵双胞胎在遗传上和一般兄弟姐妹之间的遗传相似性没有什么两样（平均只共有50%的基因）。而不管是同卵还是异卵双胞胎，彼此在成长环境上却都很相似：两者都有相同的年纪，也往往在同一个家庭长大。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发现待研究的特质或行为在同卵双胞胎之间的相关要大于异卵双胞胎，那就说明确实是基因在起作用。

几乎所有对双胞胎开展的共情研究都发现，同卵双胞胎在各种共情指数上的相关性都高于异卵双胞胎。256-258比如根据一项双胞胎研究的估计，情感共情的遗传性（也就是情感共情的差异有多少是可以遗传的）大约为68%。这是很高的比例了。与之相比，还有一项对心智理论（即认知共情）遗传性的研究却发现，同卵和异卵双胞胎的情况相当接近，259说明环境而非遗传才是主导因素。但这个结果后来又受到了另一项研究的质疑。260

测量共情时的手段不同，得出的环境和遗传的影响大小也就不同。比如有的双胞胎研究使用问卷法，另一些使用观察法。在对非常年幼的双胞胎开展观察研究时，有一种方法是要母亲在关闭手提箱时假装手指被夹住，同时研究者在一旁拍下幼儿的反应。用这种观察法研究学步的幼儿，就会发现遗传对共情有强大的影响。261，262观察法比较适合研究情感共情（即共情的反应部分），也显示了在共情的两个部分（认知和情感共情）中间，情感共情更多地受到遗传的影响。双胞胎研究还显示述情障碍（在反省和报告自身感受时的障碍）也有遗传性。263

关于零度负面P型，有人用病态人格量表做了双胞胎研究，并发现表上的两个指标（“马基雅维利式自我中心”和“冷酷无情”）显示了中度遗传性。在英国，有人研究了7岁双胞胎的精神病态倾向，发现其中的冷酷和非感情的部分有更大的遗传性。264，265双胞胎并不是唯一能揭示基因重要作用的“天然实验”，对领养儿童的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的线索，这再次说明反社会行为有部分是可以遗传的。266

我们还是回过头来探讨人类残酷行为的本质吧。把“恶”字替换成“共情腐蚀”，真的能把恶解释清楚吗？除此之外还有什么什么别的解释？我们已经抛弃了宗教里“恶”的概念，因为我们认定了它不是真正的科学解释，那么余下的解释中最有名的就数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用“恶之平庸”（banality of evil）所做的分析了。329阿伦特曾在耶路撒冷列席对阿道夫·艾希曼的庭审，艾希曼是“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Endlosung fer Judenfrage）的主要设计者之一。330在庭审中，阿伦特发现这个男人不是疯子，也和我们其他人没有什么两样。他就是个相当普通的人。为此，她才提出了“恶之平庸”这个说法。

恶之平庸的概念还指出了一些普通的因素，但是它们相加就会导致恶行。这个概念源于所罗门·阿希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他在研究中揭示了“从众”的效应：被试会因为别人都说某条线段较长就也这么说，虽然他们眼前的证据刚好相反。331沿着这个传统，斯坦利·米尔格拉姆又展示了为了“服从权威”普通人愿意对他人施加电击，即使电流强到足以杀人。332菲利普·津巴多的斯坦福监狱实验也属于这个传统，参加实验的学生在一座模拟的监狱中随机分配到看守或囚犯的角色，那些扮演看守的学生很快表现出了残酷行为。333

此外，“恶之平庸”这个词语还对应了一个事实：有数十万普通的德国人在纳粹大屠杀期间做了共犯，但是战后许多人都不能以战争罪起诉，因为他们当时只在完成工作，只在执行任务，要不就是只负责了整个流程中的一个微小环节。艾希曼和他的同僚一丝不苟地实施了计划中的细节，比如为运送犹太人的列车制定时间表、使它们按时到达集中营之类。他们机械地执行命令，从不提问。心理学家克里斯托弗·布朗宁写了一本《平民如何变成屠夫》（Ordinary Men），其中借用津巴多的斯坦福监狱实验解释了101后备警察营的行径，这是纳粹的一支杀人部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杀害了大约4万名波兰籍犹太人。他们只是奉命行事而已。334

来看看这根简化版的杀人链条：

A某：我只是有一张本辖区内的犹太人名单。我没有把犹太人抓起来，我只是应上级要求把名单交了出去。

B某：我接到命令到清单上的地址去逮捕这些人，并把他们带到火车站。我做的不过是这些。

C某：我的工作是打开火车的车门——就这么多。

D某：我的工作是引导囚犯上火车。

E某：我的工作是关上车门，火车去哪里、为什么要去都不关我的事。

F某：我的工作只是开火车罢了。

（经过这些微小的环节，这根链条最后通向了……）

Z某：我的工作只是打开淋浴器，放出里面的毒气。

这些人里没有一个对这项严重罪行的计划或实施负有全面责任，每个人都只参与了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阿伦特的术语部分概括了这些孤立来看似乎无害的细小环节是如何串联起来导致可怕灾难的。这根链条的每一环都平平无奇，没有严重到该受惩罚的地步。同样，从A、B、C到Z，可能谁也不是毫无共情的人。他们或许是犯了同谋罪，但是在扮演完这个大事件中的小角色之后，他们照样会回到家人或爱人的身边表达共情。比如那些纳粹看守，白天刚刚枪毙了一名囚犯，晚上就回到家里亲吻妻子并给年幼的孩子读床边故事去了，他们的身上似乎就体现了这种矛盾。每一个人加入共谋，可能都有不同的原因。有的人或许只是很高兴得到一份工作，生怕不遵守命令就被开除。还有人或许是怀有一种简单粗暴的民族主义信仰，觉得可以用非常的手段对付异族。无论个人出于什么理由投身这条序列，那或许都是一些平庸的理由。

不过“恶之平庸”的说法也受到了质疑。大卫·切萨里尼就指出，汉娜·阿伦特当年只旁听了审判的开头部分，那时的艾希曼还在极力假装是个正常人。335她只要待久一些，就会知道艾希曼不仅执行了命令、而且还在屠杀中发挥了创意。因此，要解释艾希曼的行为，只谈社会因素是不够的（虽然也很重要），还要诉诸个人因素（他缺乏共情）。

不过“残酷行为是由于（情感）共情低下”的说法也有人反对，他们认为这个说法把个体的责任或自由意志（即人的能动性，agency）和个体的行为割裂了。（但是请注意，“恶之平庸”理论也有这个缺陷，它将个体的责任沿着那根链条向上推卸，一直推到了身居高位、发布命令的人身上。）在我看来，“个体责任”和“自由意志”都是重要的概念，是我们在教导孩子为人处世的时候必须记住的；在指导我们自身的选择和行为时，它们同样是有用的概念。然而“自由意志”或许只是一个有用的启发式概念，它在科学上是很难解释明白的。最重要的一点是，无论能动性或个体责任如何运作，情感共情的降低都会改变人的决策过程。

写到这里，我们终于可以将不同的线索归拢起来，以阐明本书的主要观点了：人之所以做出残酷行为，是因为共情回路出了故障。我曾经多次将共情回路称为“最后共路”（final common pathway），因为有一系列因素都会影响、破坏它的功能。图11清楚地展示了共情回路的这个中心地位。

让我们沿着图11的那个圆圈简短地走一遍，来看看这12个可能影响共情的因素。最上面的是意图，有些哲学家主张它是解释残酷行为的关键。我同意这个观点，但是正如图中所示，只要共情回路还在正常运作，（伤害别人的）意图就无法实施。我们的共情会阻止这类意图变成行为。试想某人想要伤害自己的狗，正当他举起手准备打下去时，他的共情回路却发动起来阻止了他。不过意图也可以通过别的方式发挥作用，比如让你切断共情。试想有一位外科医生，她的意图是救治病人，为此她必须在病人身上动刀。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办法是降低共情，这样才下得了手。这个例子说明意图也能反过来降低人的共情。

而在这一圈社会、心理学和生物学因素的围绕之下，位于核心的正是共情回路。这提醒我们共情是复杂的，它的功能至少会受到12个因素的影响。

要知道，缺乏共情的行为可以产生长久的影响。比如马丁·路德在1542年写过一本小册子叫《反对犹太人》（Against the Jews）[4]，其中号召天主教徒袭击犹太人，鼓吹火烧会堂、摧毁犹太人的家园。400年后，年轻的阿道夫·希特勒就在《我的奋斗》中引用路德的观点来为自己的纳粹种族主义观点增添一点体面，后来他又创建集中营，把9岁的托马斯·伯根塔尔和他的同胞都抓了进去，并最终将600万犹太人害死在了毒气室里。这显示了即使是轻微的缺乏共情的行为，如果不加注意也会造成危险的后果。我的堂弟萨夏[5]曾引用剑桥历史学家伊恩·克肖令人胆寒的一句名言：“通向奥斯维辛的路是用冷漠铺成的。”[6]

让我们再把时间拉近一些，来看看当代的人类暴行。如果你要别人举出最明显的“恶”的例子，很可能大多数人都会说出恐怖分子——那些人为了主张政治立场，会“冷血”地杀死无辜平民。如果我的理论正确，那么那些恐怖分子都应该是“零度共情”的。事实真的如此吗？

尼克·伯格，26岁的美国青年，他先被劫作人质，后又在一段录像中遭到公开斩首，行刑者是一名自称叫阿布·穆萨布·扎卡维的男子，是本·拉登在伊拉克的副官之一。男子在录像中说，斩杀伯格是为了报复美国在巴格达西部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虐囚行为。337我们也许会说，恐怖分子因为感到自己的领土受到侵占而杀人，和精神病态者杀人的理由是很不一样的。同样是杀人的行为，我们能不能说两者都是关闭了共情回路所致？

如果有一名自杀爆炸者从加沙越过边境到耶路撒冷炸掉一间咖啡馆、害死了满室无辜的青少年，我们的第一反应兴许是谴责；但如果沿用同样的逻辑，我们就还应该谴责纳尔逊·曼德拉，因为他在领导非洲国民大会的武装组织“民族之矛”期间，也曾安排了对南非军事和政府建筑的爆炸袭击，他确实希望没有人会因此受伤，但他也知道爆炸可能会牵连无辜群众。同理，我们还要谴责梅纳赫姆·贝京，因为他做过“伊尔贡”的领袖，那是犹太复国团体“哈加纳”的一个军事分支，曾在1946年7月22日炸毁了耶路撒冷的大卫王酒店，造成91人死亡，46人受伤，这次袭击是为了劝说英国人离开巴勒斯坦，最终的目的则是犹太复国、重建家园。后来曼德拉成了南非总统，赢得诺贝尔和平奖，贝京也成了以色列总理，并和埃及总统萨达特共获诺贝尔和平奖。

恐怖分子在实施无共情的行为时，往往是根据自己的信念（比如他们的自由和身份认同正受到威胁）选择目标的，因此这类行为未必是共情缺失的结果。个人的信念或者实际的政治环境都可能是他们行为背后的推动力。不过我们还是应该承认，他们在实施行动的当时，的确是关闭了共情的。当劫机者在2011年9月11日驾驶飞机撞上世贸中心双子塔时，他（受到信念的驱使）已经不再关心受害者的福祉和感受。托尼·布莱尔[7]在下令进军伊拉克时说过一句名言：“历史会宽恕我们。”338然而我们在评价一个行为时不能只看它的历史成果而忽视它的近期效应。无论目的是能否证明手段的正当性，行为本身都可能是缺乏共情的。

当然，暴力也要分程度看待。杀人是极端的暴行，朝人丢石头就比较轻微了。这里又会引出一个问题：零度负面类型也有程度之分吗？有的辱骂并不像有的身体虐待那样伤人。冲某人叫喊、羞辱或冒犯某人可能使对方感到烦躁、害怕或愤怒；而强奸、身体攻击或折磨则不仅能做到这些，还会使人受到身体和精神的创伤，甚至使人死亡。在社交场合失礼，或者在街上抢劫，谁也不会说这两者是一样恶劣的。不过，我们真的可以把共情的缺失按照程度来排序吗？EQ量表就是旨在度量一个人有多少共情的一种方法，但是它究竟能否分出这些共情低下的不同形式，还有待验证。同样，在共情回路神经活动的层面上，如果能区分那些程度较轻，却依然忽略了他人感受的无共情行为（比如用完厕所不冲水），和那些更加严重的无共情行为（比如抢劫），并将两者的脑部做一番比较，那将是很有意思的研究。我的预测是这些人的共情回路都会显示不同程度的活跃不足，严重者比轻微者共情回路的活动更少，但两者都位于一般大众的平均值以下。

我还想提出一个关于人性的更深刻的问题：我们人人都可能杀人吗？根据我在本书中阐述的理论，只有共情较弱的人（也就是共情会暂时或永久关闭的人）才可能袭击另一个人或将他杀死。不管我们讨论的是“有预谋”的还是临时起意的杀人案，我都认为这些行为的前提是关闭共情，而关闭的原因可能是基因、早期的经历或者当下的状态。也就是说，大多数人因为具备了平均值或平均值以上的共情强度，都不会做出这样的残酷行为来。（“当下的状态”包括情绪激动时犯下的杀人罪[所谓“激情杀人”]、出于自卫不得已杀人，或是见到所爱的人受伤害而“怒火攻心”失控杀人。这类状态还包括短暂精神病发作时犯下的罪行。）无论具体原因是什么，我都认为杀人者的共情回路肯定出了问题。

哥伦比亚大学的司法精神病学家迈克尔·斯通制作了一张包含22个条目的“恶”之量表，区分了几种零度共情者因杀人入狱的案例。[8]这张量表的目的是区分杀人或暴力犯罪的类型，但读起来更像是在区分杀人或暴力犯罪的原因（包括情境性的原因）；表中的22个类型，是不太可能正好对应脑中的22个功能分区的。